[陈锡文:农民上楼/土地权益/户籍改革] 户籍改革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扩大试点范围、突破周转指标、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等一些亟须规范的问题，侵害了农民权益，影响了土地管理秩序。有的地方在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过程中，大规模拆并村庄，不顾农民的感受和承受力，强行让农民上楼进小区。还有的地方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把农民的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的同时，要求农民交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益。在这些土地乱象之下，村庄在迅速减少，农民的土地权益在急剧流失。如何认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管理秩序，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村庄消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当性急的催生婆

　　对一些地方大规模拆并村庄的现象，陈锡文深表忧虑。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会出现村庄逐渐衰落的现象，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自然过程。而一些地方为了增加建设用地，看村子里人有点少了，看农民的房子门锁着没有人回来，就开始动脑筋、打主意。他说，在和平时期，像我国一些地方这样村庄急剧消灭的现象，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消灭村庄，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联的，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的相应转变为基础，盲目转变生活方式将难以持久，这是规律性的东西。农民在上楼之前，每家每户在村边地头、房前屋后种点菜、种点豆，很多生活必需品就解决掉了。要吃饭了，拎着篮子到地头走一圈，拿回来的菜一分钱不花，这个日子就过去了。但上楼以后什么都得去买，生活费马上 ……此处隐藏3079个字…… 房要跟得上。农民工进来买商品房很难，必须要有保障性住房。第三，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不能搞歧视，要一个待遇。陈锡文本人2008年在成都做过一次调查。他介绍说，如果一个人在成都落户，要让他住房、社保等方面享有和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至少要20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基金会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大中小城市统算起来，解决一个人落户城市的成本大概要4万元。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陈锡文谈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与上一辈确实很不一样。过去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追求比较单纯，赚点钱就回去。现在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比较高，有自己的追求，不少人根本不打算再回去。甚至有一些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也很难再回去。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社会公平对待的意识都要比过去强。这些变化，给社会管理都提出挑战。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以农民交出土地为条件

　　对一些地方要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换取城镇户籍和获得有关公共服务的问题，陈锡文认为，一些地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借户籍改革的机会，在土地指标上做文章。比如，现在给1万农民解决了城市户口，假设人均交出半亩地，就有了5000亩地的指标可用，从而可以扩大城镇的项目建设和增加财政收入。

　　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合法的财产权益，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应依法享有城镇政府提供的相应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应要求农民以交出其合法财产权益为代价。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要靠经济社会发展，不能靠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