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性与中国性] 20世纪30年代艾青诗歌总是充满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在对“后朦胧诗”的反思中展开的。对现实性与中国性的特别强调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对现实性的强调使诗人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飞翔状态，重新落回了大地，从而重塑了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诗歌品格；而对中国性的强调，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当下经验的再现，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两者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紧张。

　　[关键词]后朦胧诗；现实性；中国性；审美趣味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071－05

　　张莹(1979－)，女，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徐志伟(1976－)，男，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人对诗歌与自我、历史、现实、民族国家等复杂关系的重新认知。和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景象相比，20世纪90年代诗歌向读者呈现的是一种沉潜与沉思的品格。对于很多经历过狂热的20世纪80年代的优秀诗人而言，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写作进行到底”已不只是某种日常的焦虑，它同时也成了噬心的时代主题。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困境以及外部的压力，并希望通过自我调整重新积蓄力量，使诗歌重获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代表着一种新的诗学可能。

　　一、对“后朦胧诗”的 ……此处隐藏3033个字…… ”的整个发生、发展轨迹。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其形成流派众多的印象，完全是后来的文学史家以当世的眼光将其划分归类的结果。在西方现代诗人那里，更不存在团体式的写作。无论是同属象征主义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还是同属超现实主义的阿波利奈、佩斯、艾吕雅；无论是同属“白银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还是同属“垮掉一代”的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博罗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们那里，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思想准则。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制定自己的文学规则，创造自己的时代。他们的写作都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很难被轻易模仿或通俗化，因此，他们又是自己文本强有力的保护神。“后朦胧诗人”之所以选择背离诗歌写作本性的团体式写作模式，显然是出于反对“朦胧诗”的强大冲动。一个人的反抗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于是，他们便结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同盟集团军，联合起来向“朦胧诗”群体发起了全面的挑战与进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朦胧诗”这个反抗对象的烟消云散，“后朦胧诗”的诸多诗歌团体自行走向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