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火盗给人间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是【曹靖华给人间“盗”来天火】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年代。这个年代里，苏联文学寄托和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恨情仇、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莫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一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别求新声于异邦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着这样一本书：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这本书就是1931年出版的《铁流》，当时仅仅印了1000册，而且被列为禁书。其实在1929年曹靖华接到鲁迅约他翻译《铁流》之信时，就已经预测到被禁的结果，但他深知这本书的意义。他说：“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翻译《铁流》之前，曹靖华就已经翻译过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的剧本《求婚》、《蠢货》，屠格涅夫的剧本《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等。但作为一个时代热血青年，一位曾在革命大潮里搏斗过的精通俄文的人，面对中国严酷的现实，他意识到革命文学的重要意义。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争取祖国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踏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的曹靖华一直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为己任。他说过：他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做文学或是为了糊口”，“主要是受到伟大 ……此处隐藏2639个字…… “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枪和书。面对死亡或者冲出重围，或者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一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已经解体，地图发生巨变，但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费定是另一位与曹靖华有过深交的苏联作家。曹靖华称费定为“情逾手足”的同志。

　　1930年前后，曹靖华在列宁格勒读罢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后，说：“就好比铁遇到磁石似的，怎么也摆脱不了它的强度的吸引力。”十年后，曹靖华才动手翻译这部小说，因为他认为“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难译，或竟至不能译”。

　　1933年鲁迅先生看到《城与年》的木刻插图，甚为珍爱。他拟出《之图》，希望这组版画作品“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飨读者”，就约请曹靖华写篇两千字左右的梗概。曹靖华超额完成任务，但书未及出版，鲁迅先生便逝世了。抗战后的1946年，曹靖华到上海，同许广平先生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整整翻了大半天，不但找到了《城与年》的插图精本，还有苏联木刻家全套手拓木刻原本而且精本中每幅画间都夹着一张宣纸，上边是先生题的说明。1947年上海骆驼书店印行《城与年》时，配有鲁迅题写说明的插图三十幅。译本成为珠联璧合的珍品，这段因缘也成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