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修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实践_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三次文艺批判运动

　　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不同时期多次修改。鉴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又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其在不同环境下的修改问题，显然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但既往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往往局限于比较单一的阐释框架中。论者对《讲话》的阐述基本上是从版本学的角度，将其视为某种已经相对历史化的经典文本，大多根据版本之间的文字变化分析不同版本的区别，而较少讨论《讲话》的修改与文学实际环境变化的关联。其中被忽略的问题是，《讲话》从口头演讲到形诸文字并不断修改，从最初的试图解决解放区文学问题到1949年后作为全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性文艺政策，这一过程是否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自我衍变?换句话说，《讲话》一方面是作为文艺的指导性政策对文学各方面的问题做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讲话》本身也是根据实践得出的结论，其自身必然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和修改。如果说《讲话》的修改过程和文艺实践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那么这一修改是在什么样的文艺发展状况下进行的?修改的内容都有哪些?这样的修改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意义或效果如何?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讲话》的修改仅限于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收《讲话》 ……此处隐藏2892个字…… 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一是删去了43年本中的“但是这种需要，暂时还只是干部的需要，而不是群众的普遍需要；适应这种需要应该是一个方针，但是不应该成为今天的整个方针或今天的中心方针”这句话。53年本在这两个地方的一替一删，淡化了提高，强调了普及。43年本虽然也侧重于普及，但是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在提高方面的需求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到了20世纪50年代，普及显然成了文艺工作上的重中之重。从建国初期的文艺政策来看，毛泽东在1951年的《讲话》修改中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强调，与当时中央高层正在酝酿的文艺调整有紧密的关系。据1950年文艺界在全国范围的座谈调研，各地适合于工人的通俗读物极其缺乏，关于这方面的出版物往往是供不应求，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预备在1951年度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推广干部文化教育，筹备出版以工、农、兵、青年、妇女通俗读物为重点的书刊。由此确定的文艺调整重点，也重在加强出版适合于工、农、兵、青年、妇女的通俗读物。1951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五项决议，第四项即是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其中主要的两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