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的人性情怀和凸显个体生命的历史书写 关于家国情怀的作文800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中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她在深切关注个体生命、赞美人性光辉的同时，对历史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她以一种新的历史想象方式凸显了对历史的“正体”叙述进行改写的冲动。在她的历史叙事小说中，革命叙事、启蒙叙事等宏大叙事以及西方“他者”的历史叙事被抛在一边，重新检索历史记忆，赋予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一种新的历史体验，成为严歌苓小说的特殊美学追求。

　　一、西方“他者”历史叙事的颠覆

　　“他者”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本土”的对应物，它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段、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他者”的存在一方面构成了与本土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本土”的参照，并和“本土”形成互文关系。国际间历经数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交流，国与国之间在彼此的观念中，特别是在各类文化、文学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对于本国而言的“他者”形象。18世纪后期，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其腐败统治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对中国由褒扬和向往转化为鄙视和排斥。在西方“他者”的历史叙事中，充满着西方优越感与“物化”东方的意味。男性或被塑造成愚蠢、没有个性、缺少阳刚的苦力，或是残暴狡诈的恶徒。女性则被塑造成没有自尊，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性奴隶。西方主流历史对中国移民史的书写充满了肆意的歪曲和鄙夷的不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作家通过自己的叙事在各类文学文本中为西方展示了“神秘的东方”的各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他者”叙事中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和误解。严歌苓就是这样一位重新检索历史记忆的作家。她的小说《扶桑》表现出了对西方“他者”历史叙事的疏离，她通过塑 ……此处隐藏2748个字…… 她一生接待过无数个男子， 心里只痴恋着一位白人男孩克里斯，她将克里斯随众人侵犯她时的一颗铜纽扣咬下，结在她的发髻里，这种无言的期盼和宽容体现了扶桑对克里斯厚重的爱和地母一般的胸怀。在妓女扶桑身上，严歌苓寄托了她对忠贞之爱的理想，而这种纯真的爱情在现代人那里早已经被遗忘，现代人的爱情掺杂了太多世俗的因素：如家庭背景、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等，就像严歌苓所说，现代人讲到爱情时都做了个对方看不见的鬼脸。正是扶桑纯洁的、“原生态的爱”使克里斯超越了种族、文化、身份等的差异，成就了两个生命发自本心的萦绕一生的情愫。其实同样的叙事早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已有呈现，女主人公小渔被赋予和扶桑近似的特质，小渔单纯、善良、宽容，也恰是这来自生命本原之初的人性之善唤醒了意大利老头的良知，使他重建了被社会生活磨掉的人性最初的尊严。